现在全国正在高调钢铁去产能，热议钢铁供给侧改革，有些投资者也在对此题材进行炒作，指望以此扭转钢材市场供大于求局面，推动全国钢材价格回升与行业效益明显好转。另一方面，中国钢铁去产能也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儿，若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必须解决好需求萎缩、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理三个难题，也就是说，钢铁行业去产能必须迈过三道“高坎”，做好三个“防范”。

　　第一道坎是防范行业需求互减的利空循环。

　　按照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2015年全国钢材产量112350万吨统计数字测算，2015年中国实际粗钢产量已经达到9亿吨。因为11亿多吨的钢材产量不可能由8亿吨的粗钢产量来支持，虽然钢材产量统计中存在一些重复计算，但钢材产量也不能够高出同期粗钢产量3.6亿吨，使其钢材产量的重复计算率达到47%。总之， 2015年中国实际粗钢产量一定达到了9亿吨。否则，就是钢材产量统计出了严重错误。

　　9亿吨的实际粗钢产量，11亿吨的统计钢材产量，意味着巨大的铁矿石、焦炭、能源、机械和物流等其它行业消费需求，而且这些行业之间也存在巨大的互为需求。比如铁矿石行业存在巨大数量的矿井用钢、机械用钢、电力用钢、物流用钢等，以此类推。如果源头钢材产量大幅下降，则意味着钢铁行业对于相关原材料行业的消耗下降，从而产生其它行业需求衰减的乘数效应，也就是说，钢材产量降1，相关产业链整体需求可能会降2、降3，甚至下降系数更大。而这些行业产量下降，反过来又会引发这些行业对钢材需求的下降，致使钢材总需求和社会总需求更大幅度萎缩。其实，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是就这种行业需求互减、利空循环，致使总需求雪崩坍塌失控的结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2016年中国实际粗钢产量真得比2015年减少1亿吨，那么，因此而引发的铁矿石、焦炭、动力、物流、机械等关联行业需求减少又会有多少?这些关联行业对于钢材的新增衰减量又会有多少?这样，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钢材大量减产后的中国钢材市场，所面临的将是一个更为萎缩的需求基础，致使此基础之上的既有供应更为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压迫市场价格和企业效益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总量需求不足，如果今后中国总量需求因为钢铁减法供给侧改革而进一步萎缩，势必加大中国钢铁企业经营困难，也包括优势企业的经营环境的恶化，进而提供国际投机资本做空中国经济机会。届时，中国一批企业相继破产倒闭，亦会成为境外资本廉价并购的“盘中大餐”。对此，也要高度警惕。

　　第二道坎是防范大量下岗产生社会多方面冲击。

　　伴随着钢材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更严重衰减，供大于求更为严重，势必产生新一轮的价格跌落，许多钢铁企业和相关联企业最终挺不下去被迫关停，其结果当然是大量职工下岗。1亿吨的钢材产量及数十亿吨的关联原材料和能源、物流需求量，在全产业链中可能需要成百上千万个工作岗位支持。而随着钢材产量的下降及相关联行业需求的衰减，上述工作岗位亦将消失。这些下岗职工如何分流?也应该提前进行工作岗位分流准备，或者是进行其他妥善安置。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势必引发多方面的社会冲击，严重掣肘钢铁去产能的顺利进行。应该说，这是三道坎中最难过的一道坎。

　　现在有些观点对于钢铁去产能后下岗职工问题不以为然，认为未来两三年内，钢铁行业去产能也就裁员数十万人，对失业率影响很小。这种观点将职工下岗仅仅静止局限在钢铁行业中的需要关停的落后企业狭窄范围。其实，除了需要关停的落后钢铁企业外，即便我们一些优势钢铁企业中，也存在许多需要分流的富裕职工。所以前不久去产能座谈会上提出：“目前我国钢铁、煤炭装备很多都处在世界先进水平，企业生产经营之所以困难，最根本的因素是富余人员过多。”此外，因为钢铁行业减产还会引发各行业间需求互减，致使钢铁行业因为需求不足所引发的职工下岗外溢到其它相关联行业。不仅如此，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还不仅局限在钢铁行业，还有很多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都存在职工富裕问题，这样，就使得钢铁去产能后人员安置分流，处于非常不利的大环境之中。

　　第三道坎是防范银行坏账激增已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钢铁及相关行业历来是金融机构和其它机构的借贷大户，历年累积下来的各类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估计有上万亿、十数万亿元之多。钢铁及相关联行业去产能，一些企业关停以后，这些企业的大量先前债务如何解决，究竟由谁负责偿还?如果这些债务因为一些钢铁企业关停而“一风吹”，累积数量太多后则会引发社会债务链的连锁违约反应，甚至触发金融系统性风险，这可不是耸人听闻。

　　在前不久召开的去产能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一方面是从全局部署推动，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消化一部分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统筹解决所需资金、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理等问题。这就告诉我们，钢铁行业去产能必须迈过上述“三道坎”。要认真对待关停企业的所需资金、人员安排和债务处理问题，不可掉以轻心。